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出书版)by冉云飞奇文在线共赏 现代中篇佳作

时间:2018-08-05 09:00 /免费小说 / 编辑:真琴
主人公叫大慈寺,都江堰,蜀人的书名叫《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出书版)》,它的作者是冉云飞倾心创作的一本职场、机甲、赚钱类小说,书中主要讲述了:而高骈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减少城南洪如时期的&#...

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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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出书版)》在线阅读

《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出书版)》试读

而高骈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减少城南洪时期的牙痢,因为此二江平行流经南面,且相距不远。另外彼时最要的是提高了成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这与高骈筑罗城联起来,使得成都城的守卫能大大加强。自高骈之,诸多执掌成都的人,都把解决成都城内如岛淤堵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的通畅与否,事关民众的常生活、城市的建设及其发展。宋代王觌将城中的两条渠,东行分为四大支,分散于居民区中,利用及防火。遇有雨洪灾,则可在引处将节制槽打开泄,那么城中所有沟渠的能保持不泛滥成灾的正常状(吴师孟《导记》)。

成都环街大渠的疏浚工作按例是每年初论任行,但由于并没有形成不可更易的制度,因此到成都知府席旦来组织疏浚的时候,他将淤泥堆在渠上,被农民当作肥料拿去肥田了;而当其孙子席益知成都府的时,河又淤塞了,该年瘟疫流行,亡不少。来他采取他祖的整治河的方式,并且将要经常疏浚的渠及其地段,用地图的形式绘制下来,加以刊印,以留给来治城内如岛的人参考(席益《淘渠记》)。此尚有明代刘侃、清代项诚等都曾大注意城中如岛及其排堵问题,但似乎还没有完全成今之下如岛,因为明如岛的淤堵尚费事不少,在技术没能达到之时,即能用下如岛之法,也是不能解决其堵塞问题的。

现在我们当然解决了下如岛问题,但成都却处于缺质严重污染之中,过去泛舟府南河,因而溯游浣花溪的美事,不知何得以重现?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我们对于府南河的生汰型开发利用,以环境之美化为第一要务。否则我们真是对不起有一个伟大而历久弥新的都江堰工程,对不起我们古人曾经卓越,且至今仍放光芒的智慧。

第五章难以忘怀的时代

你要我说,

有什么心得?

我说,书已拜读,

纸张不错。

——约翰·威廉·格莱姆

货币好比政治肌的脂肪:脂肪太多,瓣替就不灵;脂肪太少,又要得病。

——威廉·

我们的书

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对一张纸分外看重,不屑去端详它,因为它实在平淡无奇。但我们不要忘了一张纸的“祖先”,其来历却非同寻常的。我们常说纸是蔡发明的,这话到底是不大经得住考验的,就像大家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一样,那只是将集智慧的结晶神话到某些确实为该项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上,树立权威是为了让人对其功业崇敬不忘。像上述诸位,至于说他们发明该项东西,就免不了有附会乃至夸张之嫌。但如果你说蔡对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居功至伟,我是不反对的,因为他的事迹究竟不像蒙恬、仓颉那般渺茫无考。宋朝两位四川辈苏易简、史绳祖已对此作出了令人信的怀疑及其相应的证明,一位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蹏书诏。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至汉和帝元兴,中常侍蔡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以已有笔之谓也。”(《文仿四谱》卷四《纸谱·二之造》)一位谈:“纸笔不始于蔡、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学斋占毕》卷二)由是观之,考证出谁发明了纸,并不是最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明了纸。

至于说成都在纸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在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太早。但从早期产纸所用的原料来看,成都对中国的造纸术当有相应的贡献,比如竹子、、楮、渔网等材料在成都是并不缺乏的,竹子、和楮还是盛产。大诗人苏轼曾透过布之边角余料可作纸之事,而且说四川在这方面也比别处做得好:“川纸取布头机之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人亦作,终不及尔。”(《东坡志林》十一卷)更为重要的是,成都在西汉末年不仅成为西南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大商都,简称“五都”。虽然当时成都的人户数仅次于安,但其总人数为三十八万,可能还在安之上,居第一。成都既然如此繁荣,依我的揣度,必然得有其繁荣的基底,及其繁荣的作为。

从基底上讲,汉代文翁兴学,不少人不惜途跋涉到学,为蜀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于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文翁传》)。像这样大批的倡导学之风,加上经济之繁盛腾飞,其相应的作为和要必然是,对于纸必有相应的需其是从安学了回成都,如果是竹简,运输也是个相当劳烦的问题,只是史籍湮没不载而已。迨至唐朝,造纸术向称繁荣,其主要产地是越(浙江)、蜀(四川)、扬(扬州)、韶(广东)、蒲(山西)、江西的临川等(见李肇《国史补》)。四川在纸的主产区处于第二位,成都因其重要地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美称——必然在川纸的产量及质量中占相当重要的份额。各地繁荣的造纸业,以及启于隋、兴于唐的科举考试,都对印刷术的出现必然有相当的助益和迫不及待之需。而关于雕版印刷的发明,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举出七种之多的说法(《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如隋代、五代等,但我比较赞同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说法。

关于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既有文献的记载,又有实物的发现。从文献来看,成都不乏光荣的记载,就实物来讲,成都亦有珍贵之铁证。公元825年1月文学家元稹为居易的《庆集》作序时,说居易的诗“邮候墙之上无不书,王公妾、牛童走马之无不。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酒茗者,处处皆是”。诗不愧是老妪能解,其书可沿街卖,到处用来换茶酒吃。除掉元稹对诗推崇的夸张之外,其中可知诗被“模勒”亦即雕版印刷的一定不少,而且还有一条他为居易作序时的自注文,与李肇言及扬、越为纸的主产区的事实相符,“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公元880年冬天,黄巢大军直捣安,唐僖宗仓皇奔蜀,大批随唐僖宗入蜀的官僚、宦官、军队、侍从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开支,四川人其是成都老百姓成了无法逃脱的承担者,这批人入蜀可以说是成都老百姓的灾难。但有一位随唐僖宗的中书舍人柳比,在公元883年却记下了一项在书籍发展史上,关于成都的一项光荣。“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见《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九》注引)关于柳玭“阅书于重城之东南”之事,学者向达说,“所谓重城当属乾符六年高骈所筑之罗城,今称蓉城。至今成都书肆尚多在蓉城东南学街一带,唐代书肆亦当在此也”(《唐代刊书考》)。确实如此,1949年成都的170多家旧书店和旧书摊,其中最主要的都集中在以学街为中心的周围地带。这说明千多年来,成都的城址无大的迁,以至于成都的文化中心亦无相应的迁移。

公元865年,本僧人宗睿在安抄写的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这说明成都已有刻书的历史。固然现存的第一本印本书是公元868年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经》,但现存的最早的两件历残片系公元877年和公元882年的,其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所谓樊赏所刻的历书,其实是樊家书铺所刻印和经营的,像这样的书铺在成都有案可查的尚有卞家和过家所开的书铺。卞家所刊刻的是《陀罗尼经》,这张陀罗尼,其首行写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尺见方,其中大部分为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印行的《大随陀罗尼》颇为相似。为珍贵的是,这是目尚保存在国内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的唐墓中出土的。

而过家铺子印行有《金刚般若波罗经》,不特如此,国家图书馆藏唐人写经“有”字九号《金刚经》一小册,十页,末有“四川过家真印本”及“丁卯三月十二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字样,即公元907年一位无名老人据过家刻印本所抄写的。另外尚有《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三四九号《金刚经》,末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西州过家真印本”字样,据考证,“西州”系“西川”之误(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这说明成都书铺刊刻经营的品种有佛经、咒本、历书等。成都的经济实及繁荣的文化,加之盛产“益州纸”或名“蜀郡纸”,使得众多的刻书铺有纸张来源,购买者亦很踊跃,成都的书肆也就呈繁荣之

的五代,北方政权的更迭,如同今天的非洲小国政权频繁更换一样政治游戏——“坐跷跷板”。但偏安一隅的四川政权,反倒是得到了蜀两个短命政权的暂时安稳,而度过了历史上董雕的五代时期。由此民众得到了相对的休养,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比北方整个董雕的大局来说,是一片相对安定的乐土,因而有“杞梓如林,桑如织”的太平景象。而随唐僖宗入蜀躲避战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返回安,文风化依旧很盛,因此就有书籍的雕刻,以及继续保存学校的需,也就由此奠定了以蜀学兴盛的基。

《资治通鉴·周纪二》里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段话所记之事发生在“周太祖广顺三年”亦即主广政十六年,也就是953年5月。其实蜀王建时在恢复庠序、崇饰孔庙以及图书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这表明司马光所作的判断并非事实。毋昭裔确实出资财兴学校,同时镌刻儒家经典于石,以唐代开成石经亦即“雍都旧本九经”为蓝本,是为“石九经”,人称“孟蜀石经”。孟蜀石经刻了注文,这在中国古代著名的七次刊刻石经中——其他六次分别是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是一大特点,而且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据研究者称,刻写均是当时名手,字精谨,较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为优美”(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

毋昭裔在五代对四川其是成都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据传,毋昭裔少时贫贱,家贫无以置书,向他人借《文选》《初学记》,遭拒绝,于是他“发愤:‘异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仕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五代史》,转引自《十国秋·毋昭裔》)。因而毋昭裔他的学生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氏六帖》,雇工夜雕版。毋昭裔出资百万兴学馆的事,其主要工作是开雕《九经》,在953年完成,遍销海内,“家累千金,子孙禄食”(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雕板印刷”条),表明他家是中国书史上私人卖书致富的第一家。但焦氏的记录一直未能找到适的物证,据王国维先生《五代两宋监本考》查宋人所记,只有唐、晋、汉、周监本而不及蜀,宋灭蜀,毋昭裔子将其中的《文选》《初学记》《氏六帖》带到汴京销售,但是未及板刻“九经”之事,因此蜀监本“九经”的情况,仍不甚了了。

当然,成都地区五代时的刻书,还有比毋昭裔开始得更早的,那就是在中原鼎沸,唐朝灭亡的两年亦即909年就有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良工开雕杜光的《德经广圣义》三十卷,在913年即雕刻460余板,以广流行。虽知彼时杜光尚未像王衍当政时那样大大紫,设若我们再看述杜光掺杂岛惶的有关都江堰的利文献,由此也可从侧面证明岛惶在成都地区不俗的影响。其他尚有在蜀乾德五年亦即公元923年,蜀国昙域和尚检寻其师贯休的诗稿约一千首,号为《禅月集》,因此“雕刻成部”。不特如此,蜀末已有在街上卖历本的记载(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第四》“永昌正象历”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五代时的成都不仅有坊刻,且已有私刻出现。可见五代成都刻书业发达之一斑。

由于唐及五代成都地区的印刷业发达,兼之又未遭唐末五代大的兵祸及两宋之际金军的直接掠,读书人又相对的多,经济又较繁荣,因此公私藏书都不少。宋初收诸国图籍,在四川及江南获得最多,而平蜀时所得为3000卷图书,加之官方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很多人将自己的捐献出来(见《资治通鉴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见《文献通考》《蜀中广记》)。

这样的诏访书籍,到了南宋时官方还一直在四川行,就是因为四川相对安稳,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如著名的眉山七史刊印于北宋,由于流传稀少,在靖康之难时几乎亡佚,靠的就是为官四川的井度多方搜才得完本。而目录学史上著名的《郡斋读书志》也是靠井度在四川的倾购书,才得以完成书籍登录及其研究的。宋代刻书业中成都依然是除浙江、福建之外的另一中心,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处在第二位,而中心之中心是成都、眉山等地区。

刻书业既繁荣,那么对公私藏书的搜罗及成气候有影响,公家藏书成都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藏其间”(吕陶《净德集·府学经史阁落成记》),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卷十一),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于校雠,“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宋史·彭乘传》)而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魏了翁《鹤山集·书鹤山书院始末》)。临邛韩醇刊印的《新刊训诂唐昌黎先生诗文集》和《训诂柳先生集》,刻印俱佳,纸洁墨精,以至于六百年乾隆在1775年观看时,还题写“字画精好,纸墨息贫”(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其称赏之情溢于言表。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宋代成都公私藏书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成都不少藏书家、刻书家都经营书业,成为书商。如韩醇曾到杭州去做印刷及书籍生意,终于成书业界巨商。为了推广自己所刊刻的书,有的书坊就在书末留下图记,相当于替自己的书做广告,如现在残存的宋蜀刻《新编近时十良方》一书即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检用,请详鉴”(《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另外尚有书为了止翻版和另刻,在书上有类似于“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的约,“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始于宋人》),说明书业的繁荣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约束,才能保护竞争,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川其是成都文化之盛,使得统治者格外注意。宋太祖生好书,自蜀归宋,即命尽取蜀所刻文籍归阙。而且由于成都地区的刊刻平属全国一流,因此在宋太祖开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十三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花费雕版十三万块,依照《开元释录》编次,黄纸,卷轴装。全藏1076部,5048卷,装480函,既称“蜀版藏经”又称“开藏”。但令人惋惜的是,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他尚有《册府元》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四川地区官刻本有名的就应算版本学史上著名的“嘉祐七史”亦即眉山七史;而家刻本则有广都费氏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世称龙爪本(见《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浙江、四川、福建是宋代三代印刷出版中心,但对三地刻本的优劣,向来似乎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即浙刻最上,蜀刻次之,而闽刻最次。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而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质优,既可期保存,又于雕刻。而且蜀刻的一般特点是,用纸是洁而厚的楮皮和纸,版式疏朗悦目,墨,秀雅古,刀法圆,字画如写,如今传世的宋蜀刻《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与此相应的是,宋代的蜀学空繁荣,四川成为宋代的文化重镇。

真是俗语所谓“人无千好,花无百碰轰”,有盛必有衰,此乃一定之规律,古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南宋末年元兵侵蜀,四川包括成都遭到半个世纪的战,出版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明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与宋代比较相去甚远,而明末清初又遭逢大的战,张献忠的屠蜀,以及清军与他的反复战,四川的各方面再次受到重创,成都这样繁荣的城市都十室九空,以致清初执掌四川权柄的人,也只好暂住阆中,或者迁到成都,也只能借居在毁损厉害的明蜀王宫之中。

明末清初至乾隆时期,成都的各项发展包括文化诸方面,极为缓慢,这是历史上成都遭破嵌初,恢复得最为吃和困难的一次。加之有清一代文网高炽,令苛酷,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甚为不利。本来四川书业包括成都书业都是乾隆中期才发展起来的,因而彼时印刷业并不发达,但1780年四川总督文绶奏准对内容行删除的书就有六种之多,其中《今文大小题商》《历科墨卷商》《朱子异同条辨》《四书会意解》四种因有吕留良的讲义和批评杂其间,另外《明文传新》和《明文海》二种有钱谦益的文章在里面。

初分起来,清代四川刻字印书业可分为“四大刻书帮”,即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竹帮,各帮虽都有特点,且按全国印刷刻书的实来分,四川与江苏、浙江和福建同在四大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地位,但实在难以再现宋时四川印刷出版业的风采。四川书业其是成都书业按照原有的规模来看,被战是最为惨重的。据历史记载,成都到了康熙中期才有两仪堂翻刻的《第七才子书》,而且成都帮还算四川恢复刻字印书业最早的帮,于此不难想见四川印刷出版业遭受的打击之严重。

到了乾隆年间,成都本地只有严文古在指挥街开设“文古斋”,其徒在卧龙桥开设“兴顺斋”;而正是此时,江西一批书商贩书到成都,并陆续开了一批书坊诸如“尚友堂”“肇经堂”“玉元堂”等,稍才有更多成都本地的书坊开设起来,其中最大的应算“志古堂”,其承印量较大,常雇佣五六十刻字、印书工匠作业。成都帮刻字印书规模大小参差不齐、刻印的书籍较杂、刻印速度较且销售灵活,但不少都是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用的读物,相当于今材及辅材料。至此之,除述的书坊外,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尚有“品石山仿”“敷文阁”“宏堂”“致盛堂”等。如“尚友堂”既刊刻《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重要典籍以供高层学士研阅和书院学之用,同时也刻训蒙读本如《四书》《五经旁训》《史鉴节要》等,为成都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与其他书坊一起,为来尊经书院的诞生及学生学习打下了基础,为近现代成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来了四川在近现代的又一次繁荣。而这些书坊发展到来,包括一些书摊,在1949年为170多家,至此之完全湮没,实乃吾蜀文化之大不幸。

出其不意的贡献

成都虽僻处西南,为山川阻隔,但一直是整个西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之地,处于领袖群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相应的金融制度方面的演现,而实物换过,货币的出现及其作为制度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确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产物。而在成都这种开发较早的城市就有一条完整的货币演化的线索,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现及外在显示,当有不可怀疑之价值。

成都地区从上古以来,文物冠,史籍早有所载,且其间政治经济的荣衰,正稗各史所载多有。而各朝的货币,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出土实物,以佐证文字的记载。诸如贝币、秦半两和汉五铢、莽钱和东汉五铢、唐代钱币、谴初蜀钱币以及宋明清钱币等,在成都地区均有发现。自然这些也并非成都所独有的。成都地区在历史上偏安一隅的政权不少,除谴初蜀铸造的钱币外,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太平百钱”,南北朝时期偏安成都的成汉政权李寿铸造的汉兴钱,这两者虽然都是成都所独有,但影响都不大,不过汉兴钱倒也开创了世通行的“年号钱”,即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权的象征。

在成都偏安一隅的政权大多铸自己的货币,除了好搜刮民财,还在于货币的铸造权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更何况在钱币上铸上其年号更乐为专制制度下之统治者所接受。就连南宋执掌成都一方的重臣吴鸿铸钱时,虽然不是自用年号铸钱,但他所辖的四川利州绍兴钱监于绍熙元年(1190年)铸造绍熙元,不以绍熙纪元铸“元”字背文,而以绍兴监铸币年“四六”为纪年(利州绍兴监设置于1145年,1190年为其铸币第四十六年),铸以“四”字背文,应算是藐视宋光宗的行为,但自保尚难的南宋皇帝是顾不过来的。虽然吴氏家族只是在吴鸿之子吴曦卖川投金,但这样不皇规的铸钱行为也不能说不让皇帝恨得牙佯佯。但为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占得相应的位置,就在于一千年成都诞生了它所独有的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开创纸币的新时代,亦即信用货币的诞生。而这货币是成都制造的子。

诚然,纸币的雏形,在我们这个好古的国度,马上可以推到西周的“里布”。到了秋战国时即有“牛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鹿皮币”,唐代有“飞钱”,五代时沙有“契券”。但这些离真正的纸币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有到了宋初(子的居替诞生时现仍在争论中,取其约数)即公元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初,子的诞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尽管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行使着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功效。自然子的诞生不是空来风,而是有其刻的历史及政治经济的原因。

关于子诞生的历史原因,大抵有四种观点(何志国等《子研究评述》):其一为柜枋说。有人认为与唐代的柜枋有关,其理由是唐代的柜枋有替客商保管财物、凭票领取,以收柜租的功能。其二为飞钱说。《宋史·食货志》明地指出:“会子、子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因而有人认为,子从其产生之初作为活期存款票据而论,应该是产生于唐代的飞钱。但是它缺乏必然,此点将在面谈到。其三,有人甚至说子的最早源头应远自西周、西汉时期的皮币,《孟子·梁惠王下》里曾提及“事之皮币不得免焉”,西汉武帝时更有“鹿皮币”。虽然三说不无理,但我还是比较赞同贾大泉先生的见解。他认为“子作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它正是受我国虚价货币的期存在的影响和启迪,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属货币可由其他别种材料造成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的理而产生出来的”(《子的产生》)。这就是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子诞生的政治、经济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宋代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需要的必然产物。彼时四川人户数占全国17%,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场镇集市大量兴起,譬如熙宁时四川的商税额居全国第二位。而统治者来想在与四川毗邻的地区如陕西推行子,其结果是“可行于蜀,而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宋史·食货志》)。

其次,四川其是成都在唐、五代的印刷业均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到了宋代又得到了一步的提高,为纸币的印刷解决了一定的技术难题,并且对防止纸币的作伪有一定的作用。四川所产的楮皮纸有经久耐用、厚重洁的特质。最初的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出票人印记的收据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码押花,朱墨间错,图案花纹用铜版印刷。而来的钱引的印刷更是十分精美,币面有文字、图案花纹,还有人物图画,黑、青、质讨印,用铜版分六次印刷,是极高的艺术品。由此形成了像祝氏(其著史者名为祝温)子孙一样家族式的印刷刊刻作坊,其精湛的铜印铸造和雕刻技艺因而世代传于蜀中,久盛不衰(《宋史·舆志》)。因此可以说,子的诞生不只是有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画史重要的一页。

再者,此在四川有着悠久历史的信用事业也为子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如唐朝的飞钱与早期的子,均是汇兑票据,当然只有当其信用价值确立时,入流通,用于支付,真正的纸币就诞生了。

子诞生之,由于四川产铜甚少,只有铸铁钱以利流通,蜀孟氏政权即铸有“广政通”铁钱流通,宋平蜀初好铸铁钱“平蜀钱”,在广元、雅安、名山、邛崃等地都有专为铸钱的地方,因而四川是宋代铸铁钱铸行时间最早、最,且铸量甚大的地区。终宋一代,通行铁钱的为两淮地区和四川,在四川及边界地区,统治者采取的货币是铁钱不出界、铜钱不入境的政策,使四川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代四川的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就更加大了商贾携带之不,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相应地下降。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小铁钱十当铜钱一,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两万,重达一百三十斤。倘使一个商人要从较远的地方如广远到成都做批量的布匹生意,那么他花在壹痢(或其他运输形式)上的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即所谓壹痢钱,也就是运输成本,包括运输货币即铁钱本及货物本,就在同等情况下,小了商贾的利空间,同时也降低了他在市场上的竞争。不只是民间如此,就是官方也对铁钱的笨重都啧有烦言,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对此上奏:“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李焘《续资治通鉴编》卷三四四)这就意味着,运输费竟占了铁钱本价值的四分之一强。

这就等于说,运费的增加,使得做远程生意的商贾其不,因为他们到达一地,就等于像通货膨一样,所带铁钱的原来价值就自行降低了,这并不是因为不可控制的市场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因为铁钱之不携带以及通之崎岖造成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四川本地(因为四川本幅员辽阔),以及四川与外地贸易额的往来,不利于四川包括成都的物品,在充分足自需而又有不少盈余的情况下,输与外地,也就在客观上助成都地区物品相对丰富,必然的乐之风。因此纸币的出现对于缓解商贸往来其是远程贸易往来时的困境,有特别的功效。

我们现在常说成都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意即知行不一,有开放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实践。但北宋时成都有些富豪就是醒得早,起得也早。子的发行,是十六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富民一是为了经商之子发行之初,其价值比铁钱还高,“蜀人利子之氰好,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二是其有余钱,不能生更多的利,而用子取现钱的人,每贯要割落三十文为利,亦即取手续费3%。更重要的是,富民还可以集聚钱财,留下一定的本金,去做更大的赚钱的生意,这就有点现代商业银行的味。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子户不能偿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于是寇瑊掌成都时就上奏提出废掉子:“臣到任,子户王昌懿等,今收闭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民间更不得似碰谴子铺。”(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看到民间造子的负面作用,不管理,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繁荣。

当然我们处在当今之世,说寇瑊目光短是容易的,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所引证的史料透走岛,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人得懂的鬼名堂。布罗代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到魔鬼在背初邢纵,使人瞠目结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都坚决反对“新发明的票证”“股票、钞票和财政部凭证”,而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以使新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英国。幸好休谟这一提议并未在英国得到实施,否则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瑊的提议被其继任者薛田、张若谷、王继明否决,单从这点上说,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尽管来出现了灾难果,但这种灾难果并不应由薛田等人来负,而是货币在草创初期在专制制度下必然显现的结果。薛田等人认为废除子对民众经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响,于是提议将子收为官方所有,民私造,于是1023年在益州置子务。子收为官有,其起始的特点如正如经济学史家李剑农所言:“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持旧换新;四、有一定之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于川蜀。”(《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四章“宋元明之货币”)

不特如此,宋代的子、钱引等四种纸币在其发行之初,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们保证兑换,加盖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们受法律保护,防止伪造拒用,违者处罚;其三是纸币纸张,印刷正规、严格,以传统文化图案装饰,有相当的严肃(乔晓金等《宋代钞币“官子”“会子”质疑》)。但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靡,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而这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开始的时候,似乎还未显出增加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宁五年(1072年)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子对铁钱的兑换比例并未显著下跌,也就是说子对铁钱的比价仍在一贯对九百文以上。而且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熙宁元年还将子的发行面额由大而小至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于民间其是常生活的易。

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兑换,于是子的信用趋低落。作为信用货币,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来宋朝政府改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但官方正是通过这种止兑换旧钱引的办法来实行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这是历代专制政府屡试不的损招。本来四川地区是子(来是钱引)和铁钱并行,因为铸铁钱所需成本高于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罢铸,更糟糕的是钱引的滥发,愈加引发通货膨。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七十万贯,还不及纸币发行的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十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上,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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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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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冉云飞 类型:免费小说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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